關于同情心的故事

　　1963年，紐約，基蒂·吉諾維斯從她經(jīng)營的曼哈頓酒吧回家。她的公寓位于皇后大街的一個安靜的中產(chǎn)階層居住區(qū)內(nèi)。當她下車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時候，一個持刀男人向她走來，刺了她很多刀�；�蒂大聲呼喊救命，一個鄰居在窗口大聲警告那男人：“放開這個女孩!”歹徒正欲逃跑，但他發(fā)現(xiàn)沒有一個人出來干預，于是又從車里走出來，將基蒂擊倒在地，繼續(xù)刺殺她。這個不幸的女孩繼續(xù)呼救直到最后有人報了警。警察接到報警后兩分鐘便趕到了現(xiàn)場，但這時基蒂·吉諾維斯已經(jīng)死亡，歹徒也不知去向。

　　警察在調(diào)查這一事件時發(fā)現(xiàn)，該襲擊行為總共持續(xù)了35分鐘，公寓周圍共有38個人目睹了這一事件，但最終只有一個人報了警。為什么在整個事件過程中，沒有一個人向基蒂·吉諾維斯伸出援手?皇后大街的居民們難道真的毫無同情心嗎?難道只是因為公眾道德的喪失嗎?

　　在感慨現(xiàn)代人日漸冷漠的同時，社會學家們想運用更為科學的方法，探究類似事件更深層次的原因。在美國，社會學家拉特納和助手達利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實驗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：當面臨危機情境，需要出手援助時，現(xiàn)場的人數(shù)越多，出手相助者反而會越少，甚至沒有人介入。

　　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進行的：實驗員向公眾發(fā)布一個“招聘啟事”，從應征者中甄選出各方面條件相似的人員參加一次“面試”。

　　當不知內(nèi)情的“應聘者”來到“面試”現(xiàn)場時，一位女士(實驗員假扮的)安排他們在一間小辦公室填寫問卷，告訴他們先稍微等一會兒，自己要去拿一份文件，隨即掀開門簾走進隔壁的辦公室里。這時候，實驗才正式開始，實驗員在這間辦公室里播放事先錄制好的錄音。

　　于是，正在隔壁等候的“應聘者”先是聽到那位女士爬到椅子上拿東西的聲音，緊接著是她的尖叫、椅子摔倒的聲音。隨后，又傳來女士痛苦的呻吟聲：“噢，天哪!我的腳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搬不動它，噢，我的腳脖子……我……沒法拿開身上這東西。”

　　拉特納和達利想了解，在這種危機情境中，“應聘者”獨自一人會作出什么反應;如果還有其他人在場，又會作出什么反應。他們記錄了每組“應聘者”實施救助行為的百分率和對突發(fā)事件的反應時間，如果“應聘者”在聽到錄音后四分鐘內(nèi)不作反應，實驗就停止。

　　與“人多力量大”等觀點的預測正好相反，實驗的結果是：當單獨一人時，70%的人會馬上離開座位，試圖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幫助;當兩個“應聘者”在場時，離開座位的時間就要長得多，其中一人試圖提供幫助的比例陡然下降到40%;而如果旁邊有人無動于衷(由研究人員假扮)，則僅有7%的“應聘者”嘗試著提供幫助。他人的袖手旁觀，對見義勇為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，降低了人們積極伸出援手的可能。

　　通過分析，導致這樣結果的原因是拉特納和達利提出的“責任擴散效應”。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現(xiàn)象，即在某種緊急事情發(fā)生時，如果有其他人在場，幫助他人的責任被無形地“擴散”到其他人身上，每個人幫助他人的責任就相應地減少了。

　　打個比方，假定在緊急情境下，救助的責任是100%的話，當一個人獨自面臨這種情境，由于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，他的責任就是這完完整整的100%，他是否采取援助行為將直接影響整個事件的發(fā)展結果。

　　相反，如果同時有許多人在場的話，幫助求救者的責任，以及見死不救所產(chǎn)生的罪惡感與羞恥感被擴散到在場的每一個人身上，于是每個人都理所應當?shù)卣J為：“就算我這個小小的1%不管，其他的99%總會發(fā)揮作用的。”因此，提供幫助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似乎都成了別人的事，總覺得自己不去援助，還會有別人去做，事情總是會向著好的方向發(fā)展的。

　　“責任擴散效應”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本文開篇提到的那幕慘劇。正是因為在場的每個人頭腦里“除了自己之外會有很多人去幫助受害者”的想法，抑制了圍觀者的幫助意識，造成了實際上沒有人伸出援手，不幸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時援助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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